k12评论 马行提 张阔 颜玲
伴随着春天的跫音，2005年“两会”即将走进公众的视野。教育作为上关国计、下系民生的事业，在2004年“两会”期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教育部共收到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1154件，比2003年增加266件，收到的建议、提案数在国务院各部委中位列第三。这些提案，几乎涉及到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许多问题既关系到国家教育的整体格局，也维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这些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真正破解，的确无法一蹴而就。我们可以预期，很多问题会继续成为2005年“两会”的焦点。这里， 我们把去年“两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加以梳理，以便与广大读者一同关注、一道思考。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两会”代表、委员的呼吁与督促，有“教育部2005年度工作要点”的落实与推进，更多的焦点、难点会成为公众心头的亮点。
一、教育收费监控：“治标”与“治本”双管齐下
近年来，教育乱收费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不满和指责。据估计，十年间全国教育乱收费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教育乱收费问题几乎贯穿在由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每个环节。在2004“两会”中，一直被人们所深恶痛绝的教育乱收费依旧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关注的热点。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陈万志点出了学校乱收费五道“门槛”。由招生录取，收取捐资助学费、点招费、提档费等，到新生入学交纳高额的建校费、复读费、住宿费、借读费。在校学习期间补课费、重修费。广东省某高校，仅2001年到2003年对考试不及格学生收取重修费就达310万元。然后是后勤服务环节：违规收取课桌椅维修折旧费、水电费、就餐卡费、卧具洗涤费和单车寄存费等。最后到离校毕业环节：还要收取就业指导服务费、派遣费、信息费、毕业生审定费、毕业证书费等。
针对如此名目繁多渗透在教育的各个环节的乱收费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鲁南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志全认为其关键是教育人力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人为地制造了“好学校”和“差学校”，人们要支付昂贵的“择校费”去获取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导致了乱收费，因此制止乱收费，关键是均衡教育资源。加大对薄弱地区和学校的教育经费投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强调，根据各国的经验，公共部门的收费都应该进行公示。由价格主管部门公布明细账，接受普通百姓的监督，让收费真正处于全社会监督下的“阳光地带”。
随后，针对乱收费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积极的回应，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教育部公布全国各地教育乱收费举报电话。今年秋季全国全面推行对义务教育阶段杂费和代收书本费等的“一费制”收费办法，各地对收费具体项目和标准举行听证公示制度。北京严禁学校统购“辅导书” 政府进行价格管理。北京高中择校费不准超过三万违反规定将被严惩。济南：乱收费校长一律撤职。各地加大查处力度，河南禹州市一高中违规收费百万元校长被撤，石家庄一农村初中学校5年时间乱收费达218万元被查办。等等。
然而，教育乱收费问题却并没有象人们所期望的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依旧是尽人皆知却又无可奈何的一个“痼疾”。在2005年发改委公布的价格举报六大热点中，乱收费仍然高居首位。而学生家长因巨额的教育费用不堪重负，家庭支出中，子女教育费用排在了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教育成为难以承受之重。人们感叹着“可怜天下父母‘薪’”，教育乱收费已将许多普通老百姓的钱包掏空，而农村更是有人疾呼“三大壮劳力，养不活一个穷书生”，教育让农民返贫。
教育乱收费的遏制困难与它背后凸现出来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既得利益密不可分。学校受利益驱动，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某些教育主管部门截留、挪用教育资金，充当了“盘剥者”的角色。甚至用教育乱收费来弥补财政缺口。如果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管，采取一些创新而切实的举措，治理乱收费将只能是一阵风刮过，不能剔除其劣根。
二、高校体制改革：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
近年来，随着高校的大幅扩招，原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遥不可及的象牙塔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贴近了百姓的生活。然而，在这种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转变的过程中，依然保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时代色彩的高校体制已经很难适应当前的形势，种种弊端不断凸现。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改革问题成为2004年“两会”代表提案的热点，与会的代表们从多个角度为高校改革开出了药方。
北大校长许智宏代表力主改变教育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步入大众教育阶段，高校要改变目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单一发展模式，不要全部走普通高校——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的路子。”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徐匡迪代表则建议对高校专业设置进行改革，他指出：“要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改起。过去精英教育时，学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级的专门人才，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需要考虑通才培养加上用人单位的职后培养。通才教育的关键不是教给学生知识，而是教给他思想方法、工作态度、怎样处理人际关系，掌握继续学习的能力。研究型大学只是极少数，大量地方大学应该培养应用型人才，同时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中科院院士卢强委员强调要改革高校的教学方法，改变过去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培养模式，提倡高校与社会结合，探索开放的人才培养方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则主张实行更加宽松的学制，允许学生保留学籍，中途就业；增加学生调整专业、跨专业选修课程的自由度。
总体上看，在2004年间，在高校改革方面出现了一些让人欣喜的变化。2004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调整专业设置的名单，在全国范围共新设了2521个目前社会上的人才需求比较旺盛、发展前景良好的专业。2004年12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上表示：高校招生计划与毕业生就业状况要进行适度硬性挂钩，就业率连续3年不足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此外，弹性学制在部分高校也得以推行，除了一些高校的研究生学制缩短为两年外，北京、四川及黑龙江等地的部分院校的本科也实行了学分制及弹性学制。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校体制改革亦绝难一蹴而就。2004年中，在高校改革取得部分成果的同时，很多固有的问题仍然未有根本改观。不顾自身实力而盲目打造“国内一流大学”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浮躁情绪在众多高校中依然有增无减；“两会”代表强烈倡导的“通才教育”更多的仍然停留在一种教育理想的层面上；在2004年之初轰轰烈烈推行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也因在现实中遭遇种种尴尬而出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形，高校体制的改革的重大成果着实有限。
2005年新年伊始，周济部长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中提出了高等教育重心转移的工作思路：“我国高等教育要将工作重心由前一阶段重视规模发展，转向更加注重提高质量。”相信这种对战略重心转移的明确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高校体制改革的进程。而教育走向大众化的关键无疑在于多元化教育的发展。
三、考量高考政策：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两难选择
在我国，受教育机会甚至个人前途的分配机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考试获得的，考试不公平极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公。因而考试的公平性近年来备受瞩目。近年来屡屡曝出的高考集体舞弊、高考移民的现象以及公众对各地分数线的差异所引起的不公平问题的强烈不满。使完善考试制度的诉求不断增强。在本次两会中考试的公平性问题受到了格外关注，成为提案的热点问题之一。而近年来引发激烈争论的高考分数线统一问题作为考试公平问题的突出表现，更是成为“两会”代表激烈交锋的焦点。
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在《关于加快高考制度实质性改革》的提案中，建议把高考分数线统一起来，加快高考制度的改革，他在提案中列举了各地因高考录取分数线有差异而产生的不公平现象：并且表示，高考分数线应该统一，统一才能体现公平。与之相反，很多代表对此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济南大学副校长张承芬委员认为统一高考分数线会使一些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上大学的人数减少。各地教育水平相差很大，不分析具体情况，用统一的分数线来衡量本身也是一种不公平。而来自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新成委员则认为，凡是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比较多的地区，录取率自然就高，分数线相对来说就较低。这些地方的教育投资，有地方纳税人的钱，所以本地区办高等教育，自然要为本地区的纳税人服务。如果让他们招过多外地学生，这也是一种不公平。
有专家认为，高考分数线问题反映的实际是存在于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的一个两难选择。高考录取分数线的调整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口、就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具有很大的难度和重大的影响，统一高考分数线的措施在短期内付诸实施并不现实。
除高考录取线问题外，在各类考试中屡屡出现各种作弊行为也极大的阻碍了考试制度的公平性。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刘光复在政协会上呼吁为抵制考试作弊立法。为此他建议：应该将以前所有的规章主要内容纳入正在起草的《学生法》中，或者由教育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就全国各级各类考试的管理和考试作弊处理问题制定专门的《考试法》，以规范各类考试行为。
据有关人士近日获悉，《考试法》草案的制定已经列为教育部2005年工作要点。草案预计在今年出台。而2005年初的全国四六级考试中出现的泄题、作弊等现象的大量出现在客观上可能也会推动《考试法》的加速出台及完善。相信这种刚性“游戏规则”的出台能够为规范考试秩序、保护考试环境、解决考试纠纷提供权威性的法律保证。但由于考试中出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即便《考试法》正式出台，指望它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
四、 思想道德建设：制度规范与内在约束同行
一直以来，我们对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多流于空洞的说教，这种说教在如今社会纷繁复杂的思潮中，显得更加地苍白无力，很多青少年存在着缺乏同情心、爱心、责任感、漠视生命,甚至出现刑事犯罪等等问题。而震惊全国的马加爵事件更是将这些问题以极端的方式暴露出来。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成为两会中，委员们绝不可绕开的一个话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大代表葛晓音在议案中呼吁：要诊治学生的“灰色心理”，道德教育要少讲大道理。她指出，由于学校社会强调尖子教育，学生要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许多中学生出现了“灰色心理症”，尤其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对待人生情绪更为悲观。葛晓音说到，要使这种道德教育有效，成年人社会必须要转变教育观念，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对“尖子”的培养和对“一般人”的培养要协调发展。对于道德教育不要太形式化，少来点满堂灌，少讲点大道理，关爱生命、尊重他人、诚实善良的信念要在孩子们的心里真正建立起来，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上。另一位政协委员，被人亲切地称为“法官妈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尚秀云则不甚担忧地说道：要警惕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侵蚀。她指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且恶性程度不断上升。犯罪的高峰年龄是16岁至17岁，占到90%左右。犯罪类型上，属严重刑法犯罪的抢劫罪一跃代替盗窃罪占第一位。大学生犯罪增多，还有博士生。她还特别提到大学道德教育的缺失。一个大四的学生给家里写信就三个问号。责问家人为何这个月钱寄晚了，令父母亲非常难过。
面对如此严峻的道德危机，200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各省市也纷纷出台实施细则。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随后，教育部和新华网首次联办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上座谈会。给专家、学生和家长新的交流机会。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利用法规、制度的规范及创新的方式来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的良苦用心。而另一方面，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成为了学校德育工作的一剂良药。通过德育课程改革并结合实践由从前过分注重知识的系统性而转为学生的内在品德、情感能力的培养。
然而，2004年，仍是不平静的一年，北外一女生连刺17刀将其室友残忍杀害，南京大学校园里一封“辛酸父亲的来信”控诉大学生感恩之心的缺失。看来，解决积痼已久的德育问题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在2005教育部工作计划中又再强调，要切实把德育放在各项教育工作的首位。或许，挽救青少年的道德失范，外在的制度规范与内在的品德约束并行才会使这条路不偏失了方向。
五、流动儿童就学：以策略“柔性”弥补制度“刚性”
> 时至今日，相信人们依旧会清晰地记得2003年9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探望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时，在黑板上留下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饱含深情的话语。它传达了政府对于农民工子女这个弱势群体受教育问题的深切关注。然而，民工子女在城市的这片蓝天下享受平等的教育却遭遇了诸多险阻。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西拉指出：农民工孩子就学要交高额的择校费、借读费，甚至有的学校宁愿调整、压缩教学设备也不肯招收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令人感到无比的气愤。他指出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城市人没有资格歧视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农民工子女上学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另一位政协委员上海复旦大学顾晓明教授则道出了问题背后的根源：中国目前还实行按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做法，使得没有城市户口的民工子女将无法享受教育方面的补贴。这种延续数十年的旧体制既不利于民工子女的教育，也给他们的父母进城务工加了一道“紧箍咒”。
我们不难想象这种不平等以及制度的局限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大量孩子因付不起高昂的费用而辍学，成为城市的文盲“流浪一族”，而提高全民素质、稳定社会治安将只能成为一种奢望。所幸的是，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2004年3月25日，国家财政部明确规定，今后在城市中小学就读的农民工子女，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2004年9月新学年开始，北京市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对符合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条件的借读生免收借读费。武汉市向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敞开313所公办学校、119所审批后的简易学校，免收借读费。2005年1月13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启动“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对流动儿童进行捐助。北京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巡展”引发各界对他们的关怀。
我们已经了解的信息有：北京市已经降低了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门槛， 而且2005年还将在流动人口居住区建立5—10所供民工子女就读的流动学校，这无疑是政府探索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新举措。看来，在户籍樊篱等“刚性”制度问题尚未破解的时候，政府利用“降低办学门槛”、“免收借读费”等“柔性”策略解决流动儿童得就学问题，倒是值得称道的选择，而这些策略和方法也完全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制度。
六、高校学生就业：大学扩招与结构过剩的矛盾
在我国高校连年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提高的同时，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来自教育部的数字显示，大学生就业率近两年来一直在70%左右的水平徘徊。换言之，失业率可能高达近30%。昔日的“天之骄子”正在逐渐沦为一个新的失业群体，“毕业即失业”的情形屡见不鲜。这种高学历群体就业难的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是本来有限的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因而引起了2004年“两会”代表的极大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教授方积乾呼吁高水平大学不要盲目扩招，他指出，高水平大学一定要控制在适度的规模上，要再接再厉，注意内涵、防止盲目扩张、扩招导致学生素质下降等后果。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民盟重庆市主委陈万志指出，要消除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为大学生就业清除障碍，将反就业歧视立法尽快提上立法日程，力争早日形成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立法体系。”而受到政协委员更为比较广泛赞同的提案是：大学生就业应另辟“灰”径———到社会急需的“灰领”职业中去。（所谓“灰领”，是指具有较高知识层次、较强创新能力、掌握熟练技能的新兴技能人才。换言之，是指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复合型人才。）
2004年“两会”结束至今，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与此同时，另一种新的现象正在悄悄萌生，即从前倍受追捧的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也开始在职场中受到冷遇。种种迹象表明，“降低期望值”、“改变就业观念”等词汇仍然将是2005年间大学生就业时高频度出现的关键词。据2004年12月20日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招生计划，2005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为475万人，比上年实际增长8%左右，扩招速度较2004年有所放缓。但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5年1月份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强调，“高等教育的规模还会继续得到发展，我们大学生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还不够”。由上述表态来看，压缩高校扩招似乎并没有成为教育主管部门在2005年改善大学生就业状况的首选措施。大学生就业问题更多还是要依靠学生自身观念的转变。
平心而论，目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确实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过剩。在大学生就业异常困难的同时，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职业技术人才却极度短缺。现有的人才供需的矛盾应当属于结构性矛盾。然而，把就业问题彻底推给学生，一味的要求大学生“放下架子、转换观念”的作法似乎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让本科生毕业后去从事所谓的“灰领”或“高级蓝领”倒也未尝不可；然而，耗费大量时间和经费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由于生存压力所迫，也加入“高级技工”的行列，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看来，除了学子心态的端正外，现有的人才培养机制也似乎应当有所调整。通过持续扩招将就业矛盾不断后推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七、农村教育困局：巨大需求与投入不足的反差
农村教育可谓困难重重。与城市相比，师资水平、教师工资待遇、办学设备条件、办学质量相差甚为悬殊。其根本的症结，就在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就指出：一方面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总体太少，政府在三级教育中的投资结构有待改善，向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份额太小。另一方面，依靠县级政府提供“充足”的义务教育投入是困难的。其原因正如另一位政协委员文家庭所言：农村费改税后，取消了教育附加费，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乡县财政却缺乏资金投入，致使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严重匮乏。看来，本指望“人民教育农民办”转为“人民教育政府办”却落得“人民教育无人办”。
2004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庞大的数据，看到国家政府对于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勇气和决心，除用于教育的支出和教职工专项的50亿元资金，中央财政安排用于西部和农村义务教育的各项专项资金达到100亿元，比2003年的58亿元增长了72%。随后，我们欣喜地听到来自各方的捷报。云南已经有近41万学生享受“三免费”教育。（“三免费”是指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可以享受免费的教科书，免交学杂费和享受寄宿制和半寄宿制的学生可以享受寄宿补助）；作为占全国未实现“两基”地区的总人口数约七分之一的贵州省，2005年，其初级中等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和“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5%，全省将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然而，在欣喜的同时我们却又不无忧虑，一份题为《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困境与出路》的报告给农村教育的一片丰收泼了盆冷水。来自中央党校经济部在2004年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到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新疆、广西等16个省市进行调查所完成的这份报告，向人们显示农村的教育令人堪忧。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还存在虚报数据人为降低缀学率的现象。而有限的教育投资，大部分还被锦上添花地投放在城市中的重点中小学校。看来，贫血的农村教育需要大量的输血，究竟输多少、如何输是其关键所在。
2004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农村教育是我国未来几年教育发展的重心工作，是我国教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2005年初始，周济部长就表示，中央财政以及各地的财政，在预算中将较大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并争取全国范围在2007年全面实施对于20％的学生，也就是24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实现“两免一补”。这些举措，都让我们对于农村教育的明天有所期待。
八、校园安全管理：加快立法与加强整治并重
近年来，学校的治安状况令人担忧。诸如盗窃案、打架斗殴、交通事故及火灾事故等恶性事件屡有发生，这些都给学校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了重大影响。震惊全国的“马加爵事件”更是为本来已经隐患无数的校园安全问题敲上了一记重锤。在2004年的两会中，代表们对校园安全问题极为关注。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等37名代表、东北师大附中校长孙鹤娟等30名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邱苏伦等30名代表、安徽大学教授孙兆奇等31名代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刘三阳等33名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李华等31名代表，纷纷向大会提交关于尽快制定校园安全法的议案。众多代表一致认为，制定高校校园安全法不仅非常必要，而且迫在眉睫。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应加快立法步伐，使高校的安全保卫工作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真正实现依法治校。部分“两会”代表在要求加强立法的同时，呼吁给予学校部分执法权。邱苏伦代表说，虽然高校都设有保卫机构，但因其没有执法权，难以处理校内发生的治安问题；执法机关有权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校园。学校保卫工作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不能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制止扰乱校园秩序的行为。孙鹤娟代表认为，制定校园安全法应该包括各级各类学校。
2004年下半年，北京、苏州以及河南境内接连又发生了多起群死群伤的校园血案，各地政府部门纷纷采取一系列对策。去年12月初，郑州市开始采取设立中小学生维权中心、公安部门在校园周围加强巡逻设置报警点、保安公司推广正规保安入驻校园、中小学特设安全副校长等一系列措施。然而，这些对策的实际效果却十分有限，校园伤害依然时有发生。社会各界对校园安全立法的呼声更加强烈，然而，备受瞩目的《校园安全法》出台的具体日程却至今仍未浮出水面。有关人士认为校园法迟迟难以露面的原因在于校园安全涉及面太广，有暴力威胁，还有突发事件和民事纠纷，很难统一各方意见。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1月27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将切实加强校园安全工作,积极探索建立维护校园安全新机制列为教育部本年度的六大工作之一。我们有理由期待教育主管部门在校园安全问题上会有较大动作。
应当清醒看到，即便《校园安全法》顺利出台，其可操作性如何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将校园安全完全寄托在一部法律上是不现实的。在越来越多的校园案件中，学生在成为受害者的同时也是恶性事件的实施者，由此可见，制约校园安全的因素不仅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学生自身的心理原因同样不容虎视。因而，单纯依靠法律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和学校的严格管理，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学生的自律行为是解决大多数校园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正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赵维泰所指出的，校园安全应该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校园安全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保证校园安全也不仅仅是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还要从改善社会环境入手，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密切配合，才能有效地保护孩子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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