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文化 我相信爱 ——杨绛

杨绛先生纪念文集《杨绛：永远的女先生》，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书中共有51位作者的46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回忆了其与杨绛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也生动地反映了杨绛先生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
　　在围绕该书举办的读书会上，多位作者、学者向读者描述了他们心目中的“女先生”，勾勒出她“信仰文化、相信爱”的人生，以及对人生的不懈思考。

　　感受一种精神与人格

　　主持人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走完了她105岁的人生旅程。最新推出的这本《杨绛：永远的女先生》是一本纪念文集，一共收了51位作者的46篇文章，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和杨先生合作、交流的点点滴滴。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想，我们纪念杨绛先生，一种是回忆曾经与她相处的那些生活场景，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阅读她的作品。
　　杨绛先生的著作非常耐读，有一种古典的风格。哪怕像《干校六记》这样的作品，讲到她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一些委屈，但她写得很克制，不表现愤怒，这样的文字反而更有一种感人的力量。
　　我特别希望大家在纪念杨先生的时候，去重新阅读她的文字，从那些文字里感受一种精神与人格。
　　主持人：作为后辈读者，杨绛先生深深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她总是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从她晚年的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里提到的自我修炼是一致的。
　　特别是在编《杨绛全集》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就是要弃恶扬善，凡是对别人不好的东西、不能给社会提供向上力量的文字，一律弃而不收。这也是在她高龄以后，对好多东西有深度的思考以后，在情感上和价值观上应该是超越了很多东西。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钱锺书先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杨绛先生也是如此。他们两位好像毕生追求的，就是给后人留下一些读书的心得。
　　杨绛先生说过，我立志一生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我觉得她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因为，在过去的那些岁月中，要做到这些是不容易的。两位先生似乎用他们的智慧，避免了很多我们能想象得到的“麻烦”。这种“麻烦”，不仅仅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也有可能是自己出于冲动做一些举动或说一些话，但他们总是尽量克制。
　　也正因为如此，我有时候想，后人评价他们的时候能不能也有点克制？比如，现在对杨先生的翻译有各种挑剔，但翻译其实是没有止境的事，我们对前人的努力应该表示尊重。只要是翻译的作品，永远不能说这是最好的。尤其是当代的语言发展那么迅速，我们的表述正在不断丰富着。
　　于殿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编审）：因为出版钱先生手稿集和杨先生　《走到人生边上》的关系，在杨先生102岁和103岁生日的时候，我都去拜访过她。那些经历让我非常感慨，也特别受益。
　　第一次去拜访她的时候，因为她知道我们要去，早就收拾好在等着我们，门铃一响，她就走过来了。一开门，就和我们握手，那个慈祥的面孔，让我当时瞬间感觉就是把你融化了，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坐下来聊天的时候，她那种玩笑的、幽默的话语，让你感觉到什么叫大师风范。尽管，年事已高，但她还是那样幽默、那样时尚、那样浪漫。
　　今天，我想说的是，她留给我们的财富，不止是她创作了多少作品，不止是她整理了钱先生的笔记，还有一种值得后人反复咀嚼的精神营养。

　　杨先生是多情的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杨绛先生在生前做了两个重大的决定：第一，把所有她和钱先生的稿酬所得捐给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第二，把自己收藏的有文物价值的东西全部捐给博物馆。她把自己的后事打理得这么理性、干净，可以说是彻底把自己从尘世中解脱出来了。
　　白永毅（清华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杨先生说，清华是有情的。实际上，这么多年作为同事，在我们和杨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杨先生是多情的。
　　钱先生和杨先生早就商量好了要捐出他们的稿酬。钱先生是1998年去世的。2001年9月，杨先生宣布把她和钱先生的稿酬捐献给清华大学。
　　而在更早之前的一个大会上她说，以后我有能力的话就要设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不用谁的名字，就用“好读书”作为奖学金的名字。设立奖学金的目的是，资助贫困而又勤奋学习的学生完成学业，将来学成以后报效祖国、报效社会。那天，她在会上特别讲述了当时她和钱先生怎么商量这个事情的经过，大家听了都非常感动。
　　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累计有614位清华学子获得了“好读书”奖学金。对这个奖学金，学生们都很珍惜，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所以，在2008年左右，学生们自发成立了“好读书学会”，来推动校园里的读书活动。所以说，杨先生留给清华学生的精神财富是无限的。
　　因为这个奖学金的事情，这十多年来我和杨先生有比较多的接触。我跟她接触越多,越感觉她是亲人。
　　主持人：还有一个情况，杨先生和钱先生很少对外讲，据我所知，在设立这个奖学金以前，有很多读者给他们写信，有人在信中向他们诉苦，提到自己生活困难，杨先生和钱先生也是给过对方资助的。
　　作家王海鸰讲过一个细节，她有一次在电话中和杨先生交流时，说自己写得很辛苦。杨先生说不要这么辛苦，为什么要这样呢？她说为了钱。杨先生就对她说，你要是钱不够，我可以帮助你。王海鸰说，“当时自己很惭愧，因为我当时是在编电视剧，挣的钱已经不少了。”好多人不了解杨先生这一点，总觉得她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很清高，其实她对人是

心里一直装着中国文化

　　主持人：请问陆先生，在您看来，像钱先生和杨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立场是什么样的？

　　陆建德：我觉得杨先生做人是非常低调的，但她和钱先生两位都是有主心骨的人。
　　读他们的东西多了，就越来越为他们内在的坚强所感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杨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样，他们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深深的热爱。他们骨子里是非常坚定的爱国者，但他们从来不标榜。
　　有一些东西是刻在心里的，不会磨灭；是刻在树上的，越长越深。他们对祖国这样一种深深的感情，读者可以从他们对文字的爱中感受到。他们一生是和文字打交道的，并且努力要把文字提炼到更高的水准，这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致敬。
　　陈众议：上世纪80年代，曾有媒体追问过钱先生和杨先生，你们回国的时候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回来？他们的答案是——中文，为了中文。他们没有说其他更多、更响亮的话语，他们的回答就是为中文回来的。如果在国外继续待下去的话，他们担心会和母语渐行渐远。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在国外留过学，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昨天晚上做梦都是用外文做的了。那时候，你就有点害怕了，害怕自己不断地疏远自己民族的文化。当然，最不好的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喝了几年洋墨水，就轻易认同别的文化否定自己的文化。而杨先生他们的外文、中文都那么好，我想这和他们心里一直装着中国文化有关。
　　钱先生和杨先生是非常情趣相投的。
　　我曾经问过杨先生，你们怎么保持这种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的？她说很简单，我是个贤妻，钱先生学问大，我就把大桌子让给他，我自己用小桌子。钱先生忙着看书，我去买菜做饭。电灯泡坏了，我就爬上去换灯泡……杨先生始终在相夫教女，承担了知识女性所能承担的一切。
　　主持人：杨先生曾经讲过两句话，她说我信仰文化，我相信爱。这种“爱”包括了两个层面，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另一个是对家庭的爱。
　　杨先生对钱先生的呵护是伴随终身的。
　　有一个细节是我自己亲历的，因为要出《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一书，我到她家谈相关的事情。她亲自把这些东西抱出来让我看，让我念她公公钱基博老先生为这批东西所写的题记，最后一段文字写道：“余常患儿子不谙世故，兀傲自喜，诋痴儿不解事。今读袁昶书，曰子弟能有呆气方能读书，今儿辈皆有软熟甜俗之韵，奈何！辄欲以此为诸儿解嘲，何如？”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杨先生马上站起来跟我解释说，“‘软熟甜俗’其实是指他的宝贝小儿子说的，不是指钱先生。”
　　可是，她的公公明明说的是“儿辈皆有”啊，当时我听到这个话马上就乐了，但没敢跟她争辩。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杨先生打交道很多年，杨先生是很讲原则的人，她对文化的信仰表现在她对文化的爱和支持上。
　　在我的记忆当中，杨先生从来没有就一本书的版税提过任何条件。出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前，在我们和她探讨出版方式的时候，杨先生说这是比较专的书，文化价值比较大，但卖不了多少钱。我不要你们的稿费，你们只要印好、定价不要太高就好了。
　　“我信仰文化，我相信爱。”杨绛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永远的女先生。
　　（本报记者　黄玮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