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81年赠给韩大星的题字照片

今年是孙犁（1913—2002）逝世15周年。15年来，人们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怀念与阅读从未停止——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读者对孙犁念念不忘？是因为他作品中所传递出来的美。那美与我们寻常所见的美并不同。这是经历了那么多世事沧桑、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活下来的人，所抒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燃烧起人们的勇气，照亮前进的道路。

那是绿色的芦苇，一望无际。风吹过来，有如绿色的波浪。大片和大片的芦苇之间，是沉静的水，它们在阳光下泛着银光。如果是七八月间，你将看到荷花盛开。碧绿的荷叶间突然开出粉红色的花朵，鲜明纯净，如梦一般。有渔船从水面上倏忽划过，渔夫们通常戴着帽子，有时候你还会看到半大孩子们跃到水中，像鱼儿一样，再出头时，已是好远。

这是白洋淀最日常的风光，它们仿佛从大淀出现就一直在，一直这么过了很多年。七十多年前，这里有许多关于抗战的传说，但只是人们口耳相传。直到有一天有一篇名为《荷花淀》的小说发表。自此，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多了一块名为“荷花淀”的地方，那里风光秀丽、人民勇毅；自此，这里成为著名的文学地标，它永远与一位名叫孙犁的小说家紧密相关。

从《白洋淀之曲》到《荷花淀》：平淡中有深情

1936年，23岁的孙犁离开家乡安平，在白洋淀教书。1938年，25岁的他正式参加抗日，离开白洋淀。但那里的生活让他难以忘怀。1939年，在太行山深处的行军途中，孙犁将白洋淀记忆诉至笔端，写成长篇叙事诗《白洋淀之曲》。它与孙犁后来的代表作《荷花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胚胎”。诗的故事发生在白洋淀，女主人公叫“菱姑”，丈夫则叫“水生”。他们和《荷花淀》中的年轻夫妻一样恩爱，但命运大不同。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菱姑得知水生在抗击鬼子战斗中受伤后，跳上冰床去探望。但是，水生牺牲了。第二部分写的是送葬。第三部分是菱姑的觉醒，“一股热血冲上她的脸/热情烧蓝她的瞳孔/水生的力量变成了她的力量/扳动枪机就握住了活的水生……/热恋活的水生/菱姑贪馋着战斗/枪一响/她的眼睛就又恢复了光/亮”。

完成《白洋淀之曲》那一年，孙犁26岁。他热情洋溢，但文笔青涩。《白洋淀之曲》并不是成功的诗作，只能说是孙犁对白洋淀生活的尝试写作。白洋淀的生活如此刻骨铭心，那里人民的奋力反抗应该成为我们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可是，怎样用最恰切的艺术手法表现他们的勇敢、爱和恨？一位优秀小说家得有他的语言系统，得有他的完整的精神世界，他对生活的理解要有超前性和整体视野，此时年轻的孙犁还未完全做好准备。时隔多年，孙犁在《白洋淀之曲》出版后记中坦承：这首长诗“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诗形式的记事”。在他看来，好诗应该有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他自认自己的诗缺乏这些力量，“很难列入当前丰茂的诗作之林”。

1944年，孙犁来到延安，第二年，他遇到了来自白洋淀的老乡。他们向孙犁讲起了水上雁翎队利用苇塘荷淀打击日寇的战斗故事，孙犁的记忆再次活起来。传记作者这样记录孙犁写下《荷花淀》的那个夜晚：“近邻的邵子南还在高谈阔论地不知和谁争论什么，要在平时，孙犁一定要过去听听，也许插上几句，此刻，他却一切都顾不得了，他点起煤油灯，坐上小板凳，把稿纸摊在作为桌子的木铺板上，手里的钢笔在纸上刷刷地疾走着……”

《荷花淀》中的人物依然叫“水生”，故事依然发生在白洋淀，依然有夫妻情深和女人学习打枪的情节，但两部作品语言、立意、风格迥然相异。题目《白洋淀之曲》改成了《荷花淀》，用“荷花淀”来称呼“白洋淀”显然更鲜活灵动，读者们似乎一眼就能想到那荷花盛开的图景——这个题目是讲究的，借助汉字的象形特征给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想象空间。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小说起笔干净，风景自然是美的，但这美并不是静止呆板的美，重要的是，这“美”里有人和人的劳作。在诗画般的风光里，小说家荡开一笔，写了白洋淀人的劳动生活：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白洋淀之曲》中的生硬表达消失了，孙犁用起了家常和平静的语调，他采用最普通的汉字和语词，小说简洁、凝练、有节奏感。日常而美的语言和生活的日常安宁相得益彰。但这日常安宁因“丈夫回来晚了”而打破。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很平常，但传达出来的情感却是深刻的。此时的孙犁，追求意在言外，追求平淡中有深情。这是鬼子来之前的淀里风光：“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但片刻的美好瞬间就被鬼子打破。“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

与之前轻划着船“哗，哗，哗”不同，鬼子来之后，“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这“哗”哪里只是象声词，它还是情感和动作，是紧张的气氛，是“命悬一线”。欢快与思念，热爱与深情，依依不舍与千钧一发，都在《荷花淀》中了。这里的情感是流动变化的，小说的逻辑也是情感的逻辑。情感在人的语言里，情感在人的行为里，情感也在人眼见的风景里。《荷花淀》中，花朵枝叶以及芦苇仿佛都有了生命。

写出战争年代民众对幸福和安宁的向往

孙犁重写白洋淀故事，当然因为雁翎队员们的讲述，但也因为孙犁本人对家人的思念。1944年，孙犁刚到延安便听说了故乡人民经历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很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

哪一位丈夫愿意打仗，哪一位妻子希望生离死别？但是，当战火烧到家门口时，他们不得不战，不得不背井离乡。当作家想到远方的妻子儿女，想到美好水乡的人民时，他要怎样书写生活本身的残酷？《白洋淀之曲》中死去的水生在《荷花淀》里并没有死去，那位贤良妻子的生活依然安宁而活泼。故事情节的重大改动是否是因为他对妻子与家人的挂念？是否因为他渴望传达一种乐观而积极的情绪？答案是肯定的。

完成《荷花淀》的那年，孙犁刚刚32岁。彼时，没有人知道战争哪一天结束，这位小说家、年轻的丈夫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纸上建设他的故乡，寄托挂牵和祝愿。因而，《荷花淀》里，小说家选择让水生成为永远勇敢的战士，而水生嫂，则可以在文字中享受属于她的安宁和幸福，哪怕，这幸福只是片刻。

当年的延安士兵读到《荷花淀》时有新鲜之感。这里没有炮火硝烟，也没有撕心裂肺，读者们嗅到了来自遥远水乡的荷花香气，感受到了切实而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妥帖情感。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后来在《一个有风格的作家》一文中回忆说，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他差不多跳起来，小说引起了编辑部里的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回忆孙犁作品给延安读者带来的惊喜时，他多次使用了“新鲜”：“那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

1945年5月，《荷花淀》先在延安《解放日报》首发；紧跟着，重庆的《新华日报》转载；解放区各报纸转载；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香港的书店出版时，还对“新起的”作家孙犁进行了隆重介绍。这篇不仅写给自己、也写给亲人、写给“理想读者”的小说有如长出了有力的“翅膀”，安慰着战乱时代离乡背井的人们，也安慰着那些为了和平不得不战的战士们。而尤其令人心生喜悦的是，《荷花淀》发表3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水生和水生嫂们对安宁的向往终于不再是梦想。把《荷花淀》视作孙犁创作生涯的分水岭是恰当的，此前，他是作为战地记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孙犁；此后，他是当代中国独具风格的小说家。

勾画我们时代和生活的未来

在延安遇到白洋淀老乡，对家人和妻子的思念是促使孙犁一夜之间写下《荷花淀》的重要动因，但并不能说明他的小说何以发生那么重大的变化。重要的是文学观——是什么使这位作家的文学观发生变化，是讨论《荷花淀》何以问世、孙犁何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作家的另一个切入点。

应该提到孙犁写于1941年冬季的那本名为《文艺学习》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孙犁思考了“如何成为一位好小说家”和“如何写出一部好作品”等问题。他认为，好的内容需要好的语言，“好内容必须用好的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才成了好作品……好的作家一生的工作，也可以说是文字语言的工作。不断学习语言，研究语言，创造语言。”在他眼里，“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

那么，语言与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了。一个写作的人，为自己的语言努力，也是为了自己的故事内容。他用尽力量追求那些语言，它们能完全而美丽地传达出这个故事，传达出作者所要抒发的感情。”到底什么样的语言是好的语言？在孙犁看来，好的语言就是要“明确、朴素、简洁、浮雕、音乐性、和现实有密切联系”。一位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于他寻找到属于他的语言体系，但更重要的是作家的现实感和理解力——他如何理解他所在的现实，他如何面对他的时代，如何面对他所感知到的时代趋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孙犁的艺术追求在《荷花淀》中得到了体现。孙犁以一种清澈透明的语言，写出了属于他的澄明之境。他所使用的语言和他所表达的内容之间互为依存。当我们想到《荷花淀》，我们不仅想到碧水、蓝天、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还会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也会想到一种语言艺术，它明亮、闪光，有节奏感，这位写作者只用最简单的汉字，便传达出了动人的美妙。

战争时代的孙犁独具敏感性。他意识到他面对的是一种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的现实”。孙犁看到以前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常常被遮蔽的女人，他看到那些满脑袋高粱花子、穿短袄的新的年轻人，他认识到他们是民族的新血液。《荷花淀》里出现的少年夫妇，《白洋淀纪事》中那些美好的少女和正派善良的老人，正是孙犁在《文艺学习》中所理解到的新人。他看到新人，也意识到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改变；他看到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伦理道德观念的改变；他看到新环境和新景物，也听到了新的语言和词汇。他用笔记下，用笔画下，用笔刻下，他深知一个作家应该写出自己时代“复杂的生活变化的过程”。

今年是孙犁先生逝世15周年。15年来，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怀念与阅读从未停止——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读者对孙犁念念不忘？这是因为他作品中所传递出来的美。那美与我们寻常所见的美并不同。这是经历了那么多世事沧桑、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活下来的人，他所经历的历史和社会如此复杂，他所经历的黑暗与丑恶是那么浓密，他从那里走过，却绝不让黑暗和丑恶沾染他。

这位写作者自然看到了世间的黑暗，人性中的黑暗，但是，他没有让自己与它们同流。世界和人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这是孙犁在作品中一直渴望探索的，他不仅仅写他所看到的世界，更写人们心中所向往的那个世界，那种情感。

许多人对孙犁将战争小说写得如此优美清新表示不解，郜元宝在论文《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中的分析非常精准：“北方人民日常性的贫穷、哀伤、凄凉和恐惧，是孙犁小说无须明言的背景，因此他更加需要在这满目疮痍的背景中寻找美好的安慰和激励。他的任务，不是在纸上重复当时的中国读者放眼皆是的‘残酷’，而是用‘北方人民’的坚韧、乐观、无私和美好来战胜‘残酷’。”确乎如此。

人和世界之间，人和人之间，军和民之间，上级和下属之间，应该是友善的，应该是体恤的，应该是美好的。孙犁排斥枪声和鲜血，因为他在行旅生涯中看到了那么多的死亡。因此，他要记下他所遇到的那些珍贵的美——冀中的四季、庄稼的样子、曲曲折折的道路、华北平原的小野花、油绿的禾苗、雪白的李花，都美。孙犁小说写的是华北平原里最常见的美，因为他的讲述，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世界变成了美。从他的文字里，你可以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它不是将军指挥棒下的沙盘，而是由人和风景构成。在他笔下，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真切的花，真切的天，真切的人，最真切的土地和家园。

那位穿着鲜红衣服的有着爽朗笑声的姑娘，田间地头间顶着破帽子的农人们的脸，辽阔无垠的大淀里突然出现的渺茫的人声……都是美的，是属于人的世界，是有鲜活生命力的世界。孙犁怀念他的父老乡亲，他热爱那些贫苦和卑微的兄弟们。他珍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哪怕只是一张纸、一句话。在行路途中，他接到作家康濯的信，在回信中他写道：“接到你的信，是我到八中去上课的火热的道上，为了读信清静，我绕道城外走。”他的表达如此平淡、朴素，却自有冲破岁月写下深情的力量。

在《荷花淀》《风云初记》《铁木前传》中，在晚年的一系列作品中，孙犁写出了人身上应有的品德，那种正直与纯朴，那种良善与正义。他写下了普通而平凡的人们内心的美好、忧伤、感慨、不安和挣扎，他疾恶如仇，也眼明心亮。《铁木前传》写的是时代，其中有时代的影子，但更多的是人的处境，人的艰难和人的欢乐。那个小满儿，直至今天，还是那么可爱！他看到她身上有损人美貌的斑点，人性格上的冲突，但并不试着擦去、抹平。这些人物使我们感受到爱、恨、怀疑、惊讶、忧伤、不安，还有难以名状的同情。他的文字让几代中国读者在深夜辗转难眠，感叹不已——他写出了中国人心中的向往与怅惘。

读孙犁的文字，读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他的读书记、他的评论，每每会想到质朴与澄澈，中国文脉中那久已失传的“无邪”。“无邪”是属于中国诗的——尽管孙犁并不是诗人，但是，他用中国诗一样的意境写出了好的文字。与他的诸多同龄作家不同，他的小说不仅写出生活和时代的“本来”，还勾画了时代和生活的“未来”，换言之，他不仅仅让我们读到现实怎么样，还写出了好的人、好的生活应该怎么样。

以文学之美传达普通人的心之所愿

中国当代重要作家莫言、铁凝、贾平凹、张炜都坦言他们在青年时代就熟读孙犁作品，受到过他的文学作品的滋养。事实上，孙犁及《荷花淀》所代表的文学审美已然构造了一种当代中国文学传统。孙犁与铁凝之间的文学传承关系已为文学史公认。孙犁对铁凝《哦，香雪》《孕妇和牛》的喜欢也是有目共睹。1982年，《河北日报》发表了孙犁读《哦，香雪》的感受。他说读完小说，“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他认为，“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读《哦，香雪》，他想到苏东坡的《赤壁赋》所带给他的纯净感，他甚至感叹：“我也写过一些女孩子，我哪里有你写得好！”十年之后，他读到《孕妇和牛》时，则再一次感叹，铁凝的作品是“行云流水”。

为什么孙犁对这两部作品如此情有独钟？首先因为这两部作品凝练、清新、纯净，有非同一般的小说之美。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两部作品与《荷花淀》有着某种心心相印的美学观念，即，写出一代中国人的心之向往。

《哦，香雪》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尽管台儿沟贫穷、落后，但火车和铅笔盒带给了乡村女孩儿香雪以希望。怀抱铅笔盒走夜路回家的女孩子是小说中最为美好的场景，它欢快、自在、昂扬，代表了80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换言之，《哦，香雪》中，铁凝写出了一位女孩子的心之向往，写出了我们整个80年代对知识、对现代文明、对富裕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那也如《荷花淀》一样具有预言性。很快，台儿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某种程度上，香雪的心声，也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心之所愿。这也是这部作品发表30多年以来，一直为当代文学史所关注，诸多批评家对它不断进行解读和分析的原因所在。《孕妇和牛》中，铁凝则以优美的笔调写出了一位农村女性对未来的向往，对美好的生活、对未来孩子的期待。汪曾祺认为《孕妇和牛》写的是希冀、是憧憬、是幸福。在他看来，《孕妇和牛》是“为这个世界祝福的小说”。就此而言，汪曾祺与孙犁对好小说的理解几近一致。

当然，在80年代，孙犁除了对青年作家铁凝进行扶持之外，也非常喜爱贾平凹的散文。1981年，在评价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时，他赞扬这篇文字“是心之声，也是意之向往。是散文的一种非常好的音响。”所谓“心之声”和“意之向往”，不仅仅可以用来评价孙犁欣赏的那些作家作品，也可以评价他本人的作品。

“好的文学走在生活的前面，叫人们明白自己不是奴隶，是生活的主宰，是美满自由生活的创造者。它燃烧起人们的勇气，照亮前进的道路。”1941年，远在冀中平原的孙犁就已然认识到这一点。他意识到作家在时代面前的主体性，也意识到一位好作家必须具备对时代潮流的超越性认识；他意识到一位好作家不仅要写出同时代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也意识到一位好作家应该写出人们心中的惆怅和挣扎。这些认识是属于孙犁文学遗产，70多年已经过去，它们依然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