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世界上享有声誉。宝、黛、钗的故事跨越不同的文化土壤广泛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经典。对这一人类文学瑰宝的跨文化翻译和研究,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红楼梦》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唐均

　　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促进汉语国际推广,加强中外语言互通,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得以顺利推行的根本性举措。而《红楼梦》的多语种移译及其国际性传播,则是以之为载体向世界各民族推广汉语,推动中国文化要素同世界各国文化之间有效交融的一砧试金石。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五千年悠悠岁月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精髓在其中得到荟萃和展示。如果说以《红楼梦》奠基的专题性红学已有百年兴衰,那么,《红楼梦》的国际传播历史却长达170多年,远远超过了红学本身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漫长的海外辐射过程中,《红楼梦》在全球已有超过150种语言的不同篇幅译本,其中有近40个120回全译本分布于20多种语言中。而英、日、俄、德、法等通用语种不仅哺育出篇幅不一的众多译本,而且还有霍克思、闵福德、松枝茂夫、伊藤漱平、孟列夫、波兹涅耶娃、史华慈等不少享誉学界的母语研究者从多个视角开展红学研究。这些研究不像国内红学界那样仅仅局限于中文文本的繁复解读和作者家世的琐细考订,而是将释读的眼光更多置于异域读者的理解以及文本旅行的汉学轨迹之中。事实上,《红楼梦》通过文字叙述展现出来的文化魅力和文化底蕴,也许只有对多种通用语种译本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才能有效地承载起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任。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以刻画人物性格来揭示其命运,字里行间的情感描述细腻动人。作者笔下的悲剧意识显著流露,全书又充满了人本主义的进步思想和象征主义的独特意蕴。这些人类社会普遍推崇的良知灼见,就是该作品通过跨语际的语码转换能够感染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优势之所在。在这种跨语际的共鸣心态作用下,中国文化就能更加融洽地同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相互接榫,从而更加方便地实现中外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

　　毋庸讳言,从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来看,《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复杂而情节冲突缓慢,经过异域民族语言的过滤,委实难以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发展来博取读者的眼球。然而《红楼梦》本身不仅仅是一部文艺作品,更是蕴含了传统中国各种文化元素的聚宝盆,举凡美食、佳酿、良药、丽服、彩饰、珍玩、华居、优游、虔信的种种内容,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换一个视角,现代的异域读者可以抛却小说情节的干扰,撷取其中不同的文化展示片段加以细读,从而有效领会《红楼梦》中包蕴的中国优秀文化元素的不同侧面。这样的阅读要求,也给各种语言的译者提出了深刻领会中国文化、灵活运用译语技巧加以传神表达的较高要求——这又不啻中外文化交融的一种深化模式。

　　还要看到的一点是,《红楼梦》本身就是一部优秀的白话文艺作品。19世纪来华的不少传教士和外交官,大都选择此书作为官话口语的训练教材;而早期的《红楼梦》译者几乎都是出于汉语学习的目的移译此书。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将小说中的大量人物对白加以直接搬用,在小说问世200多年后的当代华人社会中仍然脍炙人口。这些历史经验表明,《红楼梦》在汉语国际推广的道路上自有其举足轻重的价值。基于此,我们欣喜地发现,在世界各国负责汉语国际推广具体工作的孔子学院,既有引入《红楼梦》多种演绎形式促进汉语学习、传播中国文化的实践,也有依托中国国家汉办“孔子新汉学计划”的支持,奖掖《红楼梦》译者(如保加利亚)、资助出版《红楼梦》译本(如以色列)的举措,更有节选甚至改编《红楼梦》已有译本投入异域汉语教学(如捷克)的方法——而这些做法,则又是《红楼梦》国际传播置身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系列举措中熠熠生辉的鲜活实例,值得我们思考。

　　中外文化交流,从根本上说是彼此深层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融合,而绝不是仅限于浅层的物资交易和人员流动。《红楼梦》诞生于晚近时期的古代中国,其中蕴含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提高《红楼梦》的传播质量,让西方世界完整了解《红楼梦》,更加客观真实地观照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内心世界和哲思传统,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优秀经典作品“走出去”的意义所在。

《红楼梦》 在日本受到的“厚遇”与“冷遇”

　　宋丹

　　1794年1月,《红楼梦》被一艘名为“寅二番船南京”的贸易船只从浙江乍浦带到日本长崎,这是有史可考的《红楼梦》最早走向世界的时间。200余年来,《红楼梦》在日传播可谓“冰火两重天”——既获“厚遇”,又遭“冷遇”。

　　经典改译推动翻译繁盛

　　“厚遇”之一是翻译的繁盛。日本的《红楼梦》翻译始自1892年森槐南摘译的第一回楔子。其后125年来,据笔者统计,共产生了摘译本12种、编译本12种、节译本3种、转译本1种、全译本10种,总计38种译本。2015年,井波陵一的全译本荣获了第66届读卖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作品译本首次获得这一大奖。可见《红楼梦》在日本是被持续关注的。而在翻译中担当主力的是汉学家,能确定完全出自汉学家之手的译本有28种,且全译本均由汉学家翻译。日本之所以能产生数量如此可观的译本,除了其作为翻译大国,有着积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传统之外,还与其深厚的中国白话文学研究传统,一批忠实的“红迷”的存在,岩波书店、平凡社等大型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以及《红楼梦》本身的经典地位等因素紧密相关。

　　“厚遇”之二是拥有一批铁杆“红迷”。大部分日译者是出于喜爱《红楼梦》而自发翻译的。松枝茂夫为潜心翻译《红楼梦》而辞掉东京大学的教职隐居九州山村,他的改译本除了专有名词外几乎是将翻译工作重新再来一遍。伊藤漱平在40年里对自己的译本先后改订了4次,他的红色墓碑上镌刻了一个大大的“梦”字,以象征《红楼梦》于其一生的意义。井波陵一为了能读懂中文的《红楼梦》而考入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专业,他的翻译工作起初没有出版社的邀约,纯粹只是为了回报原作,却坚持了十来年。另外,还有一些读者自发建立了诸如“红楼梦小辞典”之类的网页分享与《红楼梦》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厚遇”之三可谓奇遇。《红楼梦》与日本文学、文化相结合后发生了一些“变异”。北村透谷将风月宝鉴的意象改成“古镜”放入小说《宿魂镜》中;永井荷风将《秋窗风雨夕》的前六句融入小说《濹东绮谭》的末尾。而在通俗文化盛行的当代,《红楼梦》还被改编成了冒险小说、推理小说以及漫画、物语等。尤其是芦边拓创作的推理小说《红楼梦的杀人》不仅在日本大受欢迎,还被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翻译出版,甚至还有英译本。这种将经典文学改头换面的做法可能会令一些读者难以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普通读者,尤其是对年轻读者是有吸引力的,有利于缩小他们与这部古典名著的隔阂和距离。

　　此外,林语堂未能出版的《红楼梦》英译原稿被翻译家佐藤亮一转译为日语出版。而且佐藤夫妇还完好无损地保存了林语堂在44年前寄给他们的这份原稿的初稿。这也是《红楼梦》在日本的另一种厚遇了。

　　专门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冷遇”之一是知名度偏低、读者偏少、读者面偏窄。这是相较四大名著里的其他三部而言的。日本的普通读者大多知晓《水浒传》、《三国演义》(日本称为《三国志》)、《西游记》,但对《红楼梦》知者寥寥,知道的多为有过中国语言文学学习或研究经历的知识分子。其他三部名著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很容易吸引一般读者,《红楼梦》却并非以情节取胜。此外,《红楼梦》将中国语言文字的美用到了极致,大量诸如谐音、双关、拆字等对汉字音、形、义的出神入化的运用,乃至各类文体、风格不一的韵文等,即便是最好的译本,也很难还原其中效果,读者的审美享受从而会大打折扣。

　　“冷遇”之二是改编、翻案相对较少。在日本文学中,有很多作品是通过模仿中国文学的作品而创作出来的,被称为“翻案文学”。改编和翻案是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融入他国文学、文化之广、之深的重要标志。《水浒传》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有不少翻案文学产生,最具代表性的古有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今有北方谦三的《水浒传》;吉川英治改编的《三国志》在日本耳熟能详;《西游记》被日本多家电视台翻拍成电视剧。而且,还产生了大量以这三部名著为题材的动漫、游戏等。如前所述,《红楼梦》对日本文学虽有一定影响,但极其有限;虽有改编,但改编作品从历史、数量、知名度而言都不能与其他三部相提并论。不仅是因其在日本的知名度较低,还因其人情小说的特质导致难以改编。

　　“冷遇”之三是专门研究者的缺乏。其实日本的红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孙玉明的《日本红学史稿》作了详细的梳理与论述。其中,伊藤漱平是日本红学界的泰斗。五卷本的《伊藤漱平著作集》里有三卷是他的红学研究成果。此外,日本诸多知名的汉学家都有关于《红楼梦》的论述,但皆是蜻蜓点水、点到即止,像伊藤漱平这样专注、持续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凤毛麟角。《红楼梦》在日本的中国白话文学研究领域里属于冷门研究,热门是《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日本的汉学研究注重版本考证,《水浒传》《三国演义》早期是以刻本流传的,版本考证集中在各类刻本上,而《红楼梦》早期是以抄本流传的,再加上后四十回的续书说,导致版本考证工作主要围绕各类脂抄本展开,而日本学者想要看到和辨读这些抄本都非易事。

　　中外交流促进红学发展

　　《红楼梦》在日本毕竟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这是值得欣慰的。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将来也会不断有新的读者产生。除了日本仍会持续有人对中国语言文学感兴趣之外,最关键的是《红楼梦》里的无常思想与日本人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审美意识——无常观是契合的。一位日本学者曾笑言《红楼梦》的内容虽有点无聊,结局却很符合日本人的口味。而且,其在日本的知名度也会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以及中日交流的日益频繁而逐步提高。

　　如何促进《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我们能做的大概有两点:一是加强中日学界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学术交流。中国的红学著述汗牛充栋,翻译介绍到日本去的却寥寥无几。日本的红学研究虽不兴盛,亦有不少值得我国学界借鉴之处。如果在双方的学术交流上多做点工作的话,将有利于推动日本红学发展。二是加强与《红楼梦》相关的中日民间文化交流。1964年中日民间友好组织联合举办了“红楼梦展”,1983年上海越剧院首次赴日演出越剧《红楼梦》,2014年李少红导演的《红楼梦》电视剧在日本播出等,均收获了不少观众。另外,日本的孔子学院可以考虑节选《红楼梦》作为教材或教参,并举办相关的讲座等,这些均有利于扩大《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范围。

阐释与补偿:《红楼梦》英译述评

　　冯全功

　　翻译文学要想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必须通过翻译,使之成为域外文学的独特景观。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翻译文学经典是原文和译文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巨大的阐释空间是文学经典之所以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越是优秀的作品蕴含的可阐释空间往往也越大,文学经典翻译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目的语文化中创造一个类似的可阐释空间。唯有如此,才能促使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被不断阅读、不断解释、反复出现乃至变异衍生,加速其在异域的经典化进程,形成原语母体经典与译语衍生经典并存的局面。

　　《红楼梦》在国内之所以被奉为经典,主要在于其思想的深刻性、文化的丰富性、艺术的精湛性和语言的优美性,再加上作者、版本、脂批等文本外因素,更是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体现了小说主题的复调性与解读视角的多样性。

　　译者的补偿策略

　　中西语言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如何才能把《红楼梦》的阐释空间“运送”到国外;译者历经艰辛,运送过程中阐释空间是否会发生变异;如何正确看待译文在艺术层面与思想层面的变异;译文中的阐释空间大多是再现原文或是由译者再创造,译者的补偿策略对译文的阐释空间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在《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中亟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在英语世界,《红楼梦》有编译本,如王际真、麦克休姐妹(F. Mchugh & I. Mchugh)等人的编译本,有全译本,如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思、闵福德 (D. Hawkes & J. Minford)的两个全译本,还有早期的片段选译,如马礼逊 (R. Morrison)、德庇时(J. F. Davis) 等人的选译,以及稍后的节译,如包腊 (E. C. M. Bowra)、裘里(H. B. Joly) 等人的节译。诸多早期译本(文)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要讨论译文的阐释空间问题,最好的对象还是全译。已有几家编译本基本上都是出于市场考虑,聚焦于宝黛爱情,注重小说的故事情节,忽略了原文的有机整体性,也大大缩小了原作的可阐释空间。海外红学研究者若基于编译本研究《红楼梦》,结论的可靠性就很难保证。早期的片段选译或节译大多出于帮助英语读者学习汉语的目的,如马礼逊、裘里等人的译文,对小说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不够重视,也不可能再现原文的阐释空间。在《红楼梦》英译史中,还有一个彭寿(B. S. Bonsall)的全译本,偏重直译,可读性与艺术性不是太高。由于其未正式出版,影响也不是太大。相对而言,杨译与霍译的知名度更高,尤其是后者,更是诸多国外红学研究者的参考译本。

　　杨译本比较忠实原著,包括很多加注补偿,有利于译文读者对译文进行深入解读。杨译的注释往往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多解释,旨在为译文读者提供一些交际线索或深度解释的突破口,尤其是原文一些互文资源,如引用《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杨译对一些语言文化现象并没有过度解释,越俎代庖,剥夺译文读者的解释权。小说毕竟是小说,译文注解要适度、适量,在引导读者解释与保留译文解读空间方面保持适度的张力。

　　针对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霍译也有很多补偿,但往往把补偿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在译文之中,读起来更加流畅、自然,如对《红楼梦》中戏剧名《满床笏》《南柯梦》的整合补偿。这类补偿同样起着引导译文读者对其进行深入解读的作用,同时还不会打乱译文读者的阅读思路。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也不妨多采取这种翻译补偿策略,但不宜补偿过多内容,尽量不露痕迹,巧妙引导,适度保留,为译文读者营造一种与原文读者类似的阅读体验,建构一个类似的阐释空间。

　　开放的阐释空间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译者翻译时要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稍有不慎,便很有可能缩小原文的阐释空间,减损原文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红楼梦》有典型的“尚红”意识,“红”不仅是小说的标志性色彩,更是一种象征,象征众多红颜女子,如“悼红轩”、“怡红院”、“千红一窟”、“落红成阵”、“红消香断有谁怜”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象征语义场。杨译通过再现这些核心短语中“红”(red)之意象,为译文读者创设了类似的解读空间,结合具体语境、文本整体以及中华文化传统,精英读者也不难体悟其中的微言大义。若对每个含“红”的核心意象都加注说明其中象征意义的话,译文就会变得索然寡味,文学性也会随之大打折扣。翻译文学经典的意义也是一个开放结构,译者不能一味地填补空白,把意义的开放结构“封死”,还要给读者留下足够的品位余地。霍克思认为“红”在中西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联想意义,基本上对这些核心话语中的“红”进行舍弃,如把“悼红轩”译为“Nostalgia Studio”(怀旧轩),把“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快绿院),把“千红一窟”译为“Maiden’s Tears”(女儿泪)等。霍译体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若逐个评论,也不失为有效的选择。不过整体而言,原文“红”之象征语义场便大大减弱了,不利于表现小说为(年轻)女子呐喊与平反的主旨。

　　贾宝玉有强烈的“女儿崇拜”思想,最典型的言论便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针对“女儿”的翻译,杨译、霍译皆为“girls”,措辞准确到位,裘译和彭译分别为“woman”与“females”,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宝玉的女性观。宝玉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如“凡山川日月之灵秀,只钟于女儿”等。裘译与彭译很少注意到“女儿”与“女人”的区别,使贾宝玉的思想(形象)出现了较大的变异,原汁原味的解读空间也随之受损。若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红楼梦》,裘译与彭译的措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空间,与作者的女性观(不等于贾宝玉的女性观)并不冲突。因此,译文的解读空间也不一定完全是移植原文的,误译的现象有时也可为译文读者创建新的解读空间。如果把译文作为独立文本的话,这种新的解读空间的创立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整体而言,杨译对小说中思想话语的翻译更到位,这与译者的身份有关。作为中国人,杨宪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解更为透彻。英语读者想通过研读《红楼梦》了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话,杨译无疑是较好的选择。换言之,若从文化交流层面解读译本,杨译的解读空间似乎更大,也更有利于实现文学经典翻译的跨文化传播。从审美空间的大小而言,霍译却更优秀,更具有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霍译尤其注重在文学性上下功夫,出现了很多“创造性叛逆”,也给译文带来了不少灵气,有助于实现“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的阅读胜境。海外红学研究的视角很多,如文体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理论、寓言与反讽等,多从文本内部挖掘《红楼梦》的潜在价值。如果海外学者对《红楼梦》译本进行分析的话,杨译自有其不可忽略的研究价值,更加接近小说的“真面目”,也更有利于中西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如果把译文作为独立的文本来阅读的话,霍译或其他编译本也许更适合当下英语读者的胃口。不同的翻译目的(如文化传播、文学译介、学习汉语),会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不同的受众群体在不同译文的阐释空间中会发现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