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公款吃喝费用,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迎来送往。一些旅游景点的公务旅游接待更渐趋繁冗,令当地不堪重负。

　　近来,中央部分部委相继公开了“三公经费”账单,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事实上,自古至今,抑制公款消费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一盘点,或许有些启示。

　　朱元璋发明了“四菜一汤”

　　“食色,性也”,历史上有无数饕餮之徒,想方设法满足口腹之欲,所以在一些人看来,反对公款消费的第一要务,是与公款吃喝作斗争。

　　在今天,“四菜一汤”已成为勤俭的代名词。据说,这是朱元璋的发明。跟历朝皇帝相比,朱元璋日子过得还是非常俭朴的,一方面,朱元璋称帝之后,面临着一个经历多年战火蹂躏之后的一穷二白的大明王朝,需要节俭度日；另一方面,朱元璋穷苦出身,当年甚至做过乞丐,什么苦没吃过?君临天下之后,对物质要求还是比较低。坐了天下,发觉有公款吃喝的苗头,于是趁马皇后过生日,召集群臣,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众臣不解,朱元璋解释,“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于是“四菜一汤”就这么诞生了。

　　事实上,皇室是花天酒地的大户,历史上最著名的公款吃喝之一,当属“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朱元璋与马皇后是异数,从《南京太常寺条》祭祀孝陵的祭品单中看,总少不了韭菜、荠菜、芹菜、茄子、苔菜、竹笋、芋苗这些农家土菜,应该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生前常吃的,这对同患难、共富贵的夫妻,节俭不假。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吃者有无数对付“四菜一汤”的绝技。袁世凯就是一个作秀的高手。史载,袁世凯一日吃早餐,有人拜见,见他只吃两个小馒头、两条小鲫鱼,还有一点胡椒面。于是这人称赞不已,逢人就说:袁总统太朴素了、太伟大了,身居一国元首,早餐还这么简单随便,应该在全国推广。这人正沉浸在发现领导的闪光点并决心要发扬光大时,有知情人悄悄提醒他:别傻了,袁大总统的早餐可不能推广,鲫鱼是从淮河运过来的,活鱼打上来,用猪油浸泡,猪油凝固,鱼也密封了,这样可以保证运到京城的时候还是新鲜的。至于胡椒面,那不过是跟胡椒面一个颜色而已,实际上使用鹿茸人参以及十几味中药制成的补药。

　　今天的公款吃喝费用,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迎来送往,所谓公务接待费,是财政预算的重要一块。但是在古代,衙门公账上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所以陪送领导,让地方官员们不堪重负。明代万历二十三年,刚当上吴县知县才几个月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作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

　　古时等级森严,下属往往为接待好上级,什么招式都使得出来。明朝南京兵部主事管志道回忆说,他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令百般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当然,也有敢于挑战潜规则者,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位。他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时,在公务接待方面严格照章办事——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显要官员路过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以粮价折算,在人民币六七千元上下。如果巡抚路过淳安,接待费要用去银子三四百两,将近十万人民币。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一般官员的伙食费、下程路上的伙食费、下程用船用夫,合计不过五六钱银子,约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如果上司驾到,另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市价二钱银子,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合计不过200元人民币。中央的部级离退休干部路过,也按这200元的标准办理。海瑞认为,这个标准足以保证客人吃得可口了。

　　海瑞这个规定一出,得罪了不少人,不过他铁面无私,后来上级就索性不来淳安了,这事对海瑞的仕途颇有影响。嘉靖四十年(1561年),海瑞任满升迁的49岁关口,被平调江西兴国,到一个更穷的地方继续当知县。

恢复官员坐轿的“好处”

　　“公车”也是公款消费的一大块。这两字出于《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汉代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人,后便以“公车”泛指入京应试的举人。

　　古代没有汽车,公车就是马、马车,还有轿子,以及船。虽然有话说“安步当车”,但“出无车”却从来被士大夫之流视为奇耻大辱,《战国策·齐策》中冯谖就埋怨过:“如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不过,古代官员们更喜欢坐轿子,轿子在中国传统中有太大太多的暗示意味,例如,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把小车叫做“轿车”。轿子最早叫“肩舆”或“平肩舆”,古时轿分官轿和民轿两种。官轿是皇家、官员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坐轿者身份不同,所乘的轿子也不同。光皇帝坐的轿子就有许多种类。如礼舆,是供皇帝上朝时乘坐的；步舆,是供皇帝在紫禁城内巡行时乘坐的；轻步舆,是供皇帝去城外巡狩、视察民情乘坐的；便舆,是供皇帝在巡视时备用的一种轿,随时以轿代步用的。平时,皇帝在宫内出入,一般都乘便舆,冬天坐暖舆,夏天坐凉舆。

　　除皇帝的轿子外,不同品级的官员则坐不同的轿子。官轿出府,常有随从在前鸣锣开道,四周还有侍卫人员,前呼后拥,展示官威。百姓见之,必须肃静、回避。所用轿夫也分等级,官越大,抬轿的人越多。一般七品官多为四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乘八抬,皇帝出宫时是十六抬,自然是最高的规格。

　　不过,并非一开始官员就能坐轿。唐和北宋的官员一般不许坐轿。唐初,宰相出门一律乘马,只有贵族妇女才可以乘轿。但唐武宗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宰相、三公、尚书令以及退仕和患病者,才可乘轿,其余不论尊卑,一律不准,而且坐轿者还必须自己出钱雇请。北宋时期,士大夫认为乘轿是“以人代畜”,有伤风化,所以都不乘轿。宋哲宗绍圣二年“禁京师人士舆轿”,只有司马光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哲宗念他年事已高,批准他乘轿上朝,但司马光一再辞谢,不敢接受。

南宋高宗赵构南渡以后,因为江南多雨,道路泥泞,才允许朝官乘轿,但还规定祭祀时骑马,上朝时乘轿。从此,轿子才开始在官场中使用起来。但到明初,对乘轿仍有种种限制,规定“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自景泰以后,例许用轿。勋戚一品,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其他则不允许”。但在交通不便的南方山区,它还是一种使用较多的代步工具。明中后期以后,轿子才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重要代步工具。

　　作家孙方友曾写过一篇文章《闲话轿子》:古代在官衙里当轿夫,多是子承父业。因为抬轿也是一门技术。在衙府里当轿夫有许多禁忌,一是行轿时不能大声说话,上肩走轿、停轿全听轿头指挥,轿头多用暗示,如起肩走轿喊一声“起轿”,上坡下坡时要拍轿杠,落轿后前面的轿夫要闪开,以便官员出轿。轿夫还要忌口,不能吃大蒜、生葱和韭菜等有异味的东西,以防当官的闻到。另外,还不能放响屁,大声吐痰什么的,怕的是当官的听到“膈应”。

　　当今天公车购买、维护费用成为一个巨大数字之时,不少人开玩笑说要恢复官员坐轿的习惯,他们认为,官员坐轿子有几大好外:一是环保低碳,迎合了目前的世界主潮流；二是增加就业率,司机一个人,轿夫几个人,等等,最大的好处当然是节省经费。与动辄几十万的豪华车相比,一顶轿子至多不过几万元,而且轿子不用加油,维护成本极低。

　　这当然只是调侃了。

　　当胡总督的公子遭遇海瑞

　　“三公”还有“一公”是公款出境,古代中国官员很少有出国的,他们更多是到各地公务出差,顺便公款旅游。

　　古代交通业和接待服务业不发达,行旅服务经济短缺。因此,自秦汉时期起即建立了政府接待制度,由官办驿站和地方官府负责过往官员的接待服务。驿站所需要的物资、经费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有唐一代开始,除了中央政府设置的招待所“驿”,地方政府还设置称之为“馆”的地方政府宾馆。数量众多的驿站或馆驿,频繁的公务往来,是帝国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接待制度是自秦至清各朝代政府后勤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政府接待制度,既是为官员因公出差这种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也是对于官员的一种优待,进而成为特权。

　　明朝万历年间内阁辅臣高拱与张居正争权失败,被下旨立刻启程回老家闲住,一刻也不准在北京停留。所以当圣旨传达后,立刻就有一帮锦衣卫把高拱押送出北京。以高拱的地位,完全可以享受驰驿的权力,但事出突然,人走茶凉,仓促中高拱老两口只得雇一辆牛车,凄凄惶惶地离开了北京。

　　古代规定很严格,官员利用驿站需要经过批准,持有特殊的通行凭证,过往官员凭通行凭证可以得到相应于身份秩级的待遇。同时实行消费等级制度,驿站按规定的接待标准接待过往官员。官员身份秩级不同,饮食、住宿、车马的接待标准不同。朱元璋为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文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1393年,又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

不过,再好的规定也有人钻空子,或者破坏。一些高干子弟,没有权力享受服务,但照样一路作威作福,什么待遇都少不了。

　　还得再讲一下海瑞的故事,他就让高干子弟碰了大钉子。他任淳安知县期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被淳安驿丞(近似招待所所长)的接待方式激怒,将所长倒吊了起来。不过海瑞也不是吃素的,他也大怒,下令将胡公子关押起来,银子没收,上报胡总督,说您在通知中明确指示不许大操大办地搞接待,现在却有人冒充您的公子招摇撞骗。海瑞请示如何处理,闹得胡总督有苦说不出。

　　但毕竟海瑞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太少,驿站接待制度产生许多弊端。超范围、超标准接待,擅自乘驿,给驿泛滥,利用公驿恣行享乐、靡费公帑,献媚取容、贿赂诛求,十分普遍,成为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巨大的接待费用,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前不久“驻京办”引起了很大争议,古代也有类似机构。例如在旅游名城杭州,南宋未迁都变成“临安”时,已是十分繁华。因此北宋中央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以至杭州政府得专门安排一员副职陪他们吃喝玩乐。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就扮演过这个角色,因为不胜酒力,疲于应付,发牢骚说杭州通判这个差事是“酒食地狱”。 关山远